“80后”邓伟志：要想发财莫进来，热衷当官走别路——兼谈“邓氏三论”的来龙去脉【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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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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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邓伟志：要想发财莫进来，热衷当官走别路——兼谈 “邓氏三论”的来龙去脉

邓伟志 |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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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978—2018，共和国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改革开放史。40年来，世界翻天覆地，国家人文日隆。我们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们纵横捭阖，折冲樽俎，重新跻身世界文明之巅。

个人与时代、国家血肉相连。40年前的那个隆冬，共和国开启了春之旅，也唤醒了一代学人沉睡之生命，未来之希望。希望不止，生命不息！

我们深信，40年来一代学人所孜孜以求的文化丰碑和学术人格，深深内嵌于40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不仅有崇高的叙事、恢弘的体系、理性的建构，还有刻骨铭心的瞬间、饱经风霜的皱纹以及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时代表情。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我们对过往最好的思考和纪念。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多维度、真实而深入揭示40年来当代优秀学人求学、治学与传道之心路，弘扬当代学术研究之真精神，并以此为契机，总结和反思中国人文学术和思想发展40年之得失，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和新思想，为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走进新时代贡献绵薄之力，《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从今天起推出“一个人的40年”随笔专栏，我们诚邀海内外学人，将您生命中难忘的瞬间诉说出来，清晰地记载下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您的心路和哲思，以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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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教授新春寄语青年学人专心治学：追求发财莫进来  要想当官走别路

2017年底，加拿大籍中国诗人蓝成东先生在《沁园春》中写道：“邓公三论，高层赞赏。”这是对我的鼓励，我很感谢，但是诗词不等于历史资料。恕我在这里讲一讲“邓氏三论”的来龙去脉。

我名叫邓伟志，号叫“邓争议”

我这个人呐，没出息！“文革”中心惊胆战，“文革”后虽被重用，仍然心有余悸。只是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浓浓气氛中，我才从心有余悸渐渐转变为心花怒放，心驰神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推心置腹，斗胆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家庭的淡化问题》（1980年9月28日），一篇是《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1984年10月24日），还有一篇是《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1985年6月27日）。不用说，对这“三论”褒贬不一，每篇都收到数以百计的来信来稿。赞成我者说我“独具匠心”；反对我者说我“别有用心”。开明开通的《文汇报》既公开在报上讨论，也在他们的内部资料上刊发各不相同的观点，接着有些报刊也就所谓“邓氏三论”展开了议论。

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的香港报刊如《广角镜》等讲得更为离奇，这个说我是某邓大人的儿子，那个说我是邓演达的后代，还有人说我是“中南海的”什么什么人。其实我都不是。这迫使我不得不在报上说明，我父亲是普通的老共产党人，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也只不过是邓演达手下的一名普通学员，我没有什么大背景，我也不希望我有什么大背景。我书桌后的书架就是我的最好最大最高的背景，我过索道，走猴子路结识的工农大众是我坚不可摧的靠山。我的那些拙文只不过是随心所欲挥挥笔杆子的产物，是对、是错都由我一人承担。我在报上写道：我不怕争议，我欢迎争议，是非会在争议中分清楚。我说：我的名字是邓伟志，我的号就叫“邓争议”吧！

接着“第一论”又写了三谈

我怎么会写这“三论”的？尤其是怎么敢提“家庭淡化”的？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简单的一面，在《邓伟志口述历史》一书中已经讲过了。我认为“文革”是1966年5月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由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轰起来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头头几乎都由大中级干部子弟承包了。大家还记得，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是谁的子弟上的天安门？是谁的子女跟毛主席对话？是工农子弟吗？不是。当时到处张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谁有利？这张连后来成为“文革”祸害的“文革组长”陈伯达都表示反对的口号，是谁张扬出来的？决不是“黑五类”。可是，在接连八次的天安门大会后，“矛头向上”了，揪所谓“走资派”了。这时，又有多少干部子弟吃尽苦头！不该打的挨打，不该关被关，连未成年的干部子弟也失去了自由。这依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后遗症。否极泰来，“文革”后，“走资派”的冤案平反了，于是乎又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变成“超大好汉”。物极必反，我担心会“翻烧饼”，便提笔破除血统论。

复杂的一面，过去我没有解释过。当时还依然有封建血统论作祟，有父荣子贵，必有父倒子“霉”。从秦朝的“夷三族法”开始，就有了一人犯罪，株连“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族，真不知冤死了多少好人！不过，株连九族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家庭不分是非地抱团，难免老头子犯法，“老婆孩子受‘牵连’”。说得近一点，这几年不就有雄老虎、雌老虎一起被抓的案例吗？这还不恰好说明，应当坚持与封建家庭迥然不同的“国大于家”的家庭淡化观吗？

事实上，父子走两条路的并不罕见。这几个月参观上海“一大”会址的人山人海，知道一大13位代表中有一位叛徒周佛海的也越来越多。可是知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是坚贞不屈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人并不多。都知道一大会址是一大代表董必武辨认出来的，殊不知是新中国成立后，先由周佛海的妻子找到，再请董必武来确认的。周佛海的妻子呢？那就更怪了，她先是中间偏丈夫，后是中间偏儿子，她支持周幼海的革命活动。对这样的家庭，能用封建血统论的“老子反动儿混蛋”去套吗？

因此，我后来就家庭淡化问题这“第一论”，又写了“二谈”“三谈”。

“邓氏三论”实质上就是一论

前面提到“一家出一个”，出一个什么？按其本意是出一个“高官”。

为什么那么喜欢当官？这也是封建官本位思想在作怪。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还有政治建设，每项建设都需要人，都能出人才。用现在的术语叫“五位一体”，怎么可以只热衷于“五位”中的“一位”呢？前些时候报考公务员的录取率是千比一，八百比一。这都意味着“当官心理”浓又浓，浓上加浓。这说明我早在1984年“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提出的淡化当官心理的拙文真拙，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也说明我人微言轻，轻于鸿毛，没有起什么作用。

中国的各项建设都要讲究科学，都少不了学识。学识有几千门，行政学是其中一门。官员占人口的比例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官员多了，就是吃皇粮的多了，不消说，百姓的负担就重了。相反，做学问的人增多，则是创新型国家的前提和标志。

前人有句名言：做学问是没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不畏险阻的才能登上光辉的顶点。做学问该坐冷板凳时就只能坚持“板凳十年冷”，不怕孤立；该万马奔腾时，就只能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学界历来被称作清水衙门。马克思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一次又一次地向他的朋友恩格斯讨钱。爱因斯坦在瑞士提出狭义相对论时，住的是租用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学者门上的楹联应当是：“要想发财莫进来，热衷当官走别路。”这是从科学精神上说的，是从学者自身素养上说的。做学问还要讲究科学方法，学会对事实的推测、演绎、抽象、分析、综合，只有这样才能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现象的性质、作用、原因或起源作出评价，提出看法、说法或程式。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按俄国的说法，这是关于科学的科学。

作者“拥抱”马克思（图片由作者提供）

做学问是为国家效力，为人类做贡献的。做学问不是空中楼阁，要在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稜有角的大环境当中研究，即使是空中楼阁，那楼阁里也应该有充足的氧气。氧气少了会窒息而亡，因此，做学问也有个学术生态文明问题值得研究。

从“学派为什么这么少”说到学术生态

章炳麟在《文学总略》中说：“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要“启人思”、“增人感”用老掉牙的套话是不行的。人啊！在人际关系上要“求同”，在做学问方面要强调“求异”。吃人家嚼过的馍没味道。僵死的观点启不了人。新思想才是学术之魂。有人从科学技术上看问题，认为今天是“人工智能时代”。也有人一听到人工智能就惊慌失措：“机器人乱管我们怎么办？机器人会不会挤掉我们的饭碗？”殊不知，机器人是人造的。机器人的智慧是人给的。机器人的出现只会更加促使我们人类要出思想，因此，当今的时代应当是出新思想的时代。而新思想无不是推陈出新推出来的，是革故鼎新革出来的。

《礼记·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易·乾》里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这一辩，问题就出来了：必有一方对，一方错，或者是一方对的多，另一方对的少。有对有错，新问题又来了：给不给错误留一席之地？对错误能不能宽容？不宽容，错误没有了，正确也出不来了。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前奏和先导。做学问少不了假设，假设未必都对；做学问少不了证伪，证伪未必都受欢迎。上世纪80年代，就有位学界领导由于不了解证伪法，而发野火，闹笑话。因此，学术确有个无禁区的问题。热点要研究，冷点也要研究，说不定冷点在哪一天会变成热点。研究冷点有时是超前。

通常讲敏感问题不要碰，这是值得商榷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敏感问题恰是学者应当聚焦研究之处。敏感点恰是学术最佳生长点。不让人谈敏感问题是神经过敏的症状。抓住敏感点来研究就是从延安讲到今天的、讲了七十多年的“有的放矢”，就是早为上下左右普遍认同的“问题意识”。理论家万万不可无病呻吟。无病呻吟是懒汉、懦夫干的事。“挑战不可能”是理论家必备的品格。习近平在讲理论工作时，十分强调问题意识，他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学者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要有宠辱不惊的冷静。你“革故鼎新”，那“故”自然会出来捍卫他的“故”，否定你鼎出来的“新”。对否定你的言论要认真听，但未必都“取”，更不要弃学、弃新而逃。

学术上有个“学习迁移”的概念。学习迁移又有横向迁移、纵向迁移之分，有正向迁移、负向迁移之别。这就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复杂性。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把党中央所倡导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学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针和核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学术自由。一槌子定音是定不了的。学术自由不应是西方的专利。

学术生态序，赵朴初毛笔题书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西方教师的学术自由，按他们西方自己的表述大概有五方面：⑴可以探讨任何可能引起求知兴趣的课题。⑵可以向学生、同事发表自己的发现。⑶可以出版所搜集的资料、得出的结论而不受审查。⑷可以用他们认为恰当的符合业务要求的方式进行教学。⑸少数大学如荷兰莱顿大学还规定，学术研究不受宗教和政治约束。当然，西方的学术自由也不是无限的。他们规定不能搞色情，不能搞诽谤。再一点，西方的学术自由也存在时续时断的问题，存在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自由度的问题。因此，对西方的学术自由要扬弃，有分析，有选择，择善而从，不善则不从。

有了学术自由，学者就会下笔如有神，而不是下笔如有“绳”，有了学术自由写起来就会倚马可待，而不会把死马当活马医。有了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学术自由，学说就会灿若繁星，学派定会摩肩接踵。.

为了响应党中央“加强理论武装”，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号召，联系中国当今学术界的情况，我们要大力提倡理论自信。自信就是要“抓住真理，所向披靡”。自信与自律是分不开的孪生兄弟。当前，是不是可以考虑：⑴课题报告如果是拾人牙慧，充斥已知，没有新意，不予通过。⑵课题费不是生活补助费，课题费只能用于课题研究，如果挪用应加倍扣掉课题费。挪用100元，扣200元以上。⑶提倡同行评议，不应将首长批示同奖励挂钩。⑷理论自信要自信到“让人家讲话天塌不来”的境界。⑸我们在自信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自信。

还有几个月就是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西方没有哪个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西方也没有哪个国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学说。十多年前，他们在评千年伟人时，一个系统评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还有一个系统把爱因斯坦评为第一，把马克思评为第二。早在2017年夏天德国已开始筹备纪念马克思200周年华诞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学术界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以十九大为动力，齐心协力，不遗余力地提高洞察力、创新力，大幅度提高学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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